北京。
　　
　　時到戌末時分，嘯風漸定，只有漫天大雪還在沒完沒了地下著，落在天井里，房頂上，沙沙作響。袁世凱覺得炕燒得太熱，坐起躺下總不安寧，蹙著眉頭在燈下來回踱步。
　　
　　那對絕色姐妹花深知他的心事，也不敢動，她們呆站在旁邊想自己心事，由朝鮮到中國，從閔妃又想起跟隨閔妃養(yǎng)女陪嫁袁世凱的自己，不覺滿心凄楚。
　　
　　還有一個京城讓人聞風喪膽，袁世凱身邊第一人形惡犬，趙秉鈞也在其列，不過他的眼角不斷偷瞄那對絕色姐妹花。
　　
　　“智庵，”袁世凱倏然回身問道，“湖北一事，真是讓人頭疼?！?br/>　　
　　袁世凱被罷官回鄉(xiāng)，善耆乘勢奪取北京警權。3月23日趙秉鈞被撤職，滿清親貴控制了北京警權，他閑居天津，時常來往彰德與袁世凱互通聲氣，暗中運動，以待時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fā)，11月13日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凱組閣，16日趙秉鈞任袁內閣民政部大臣，當時八旗兵在北京城內揚言殺漢人，趙秉鈞將八旗兵譴回城外汛地，迅速恢復了秩序。趙秉鈞還是深得袁世凱信任的。
　　
　　趙秉鈞被他問得一怔，趕緊收回目光，忙賠笑道：“李瘋子天高皇帝遠，什么事情做不來？洋人們誰都不怕，就怕這瘋子。大人安心等著吧，東郊民巷很快就會有信使過來刺探的。至于段軍統(tǒng)……”趙秉鈞沉吟道，“恐怕還是收拾不了李瘋子，北軍在湖北畢竟是孤軍深入，李瘋子又有主場優(yōu)勢……”
　　
　　“你不必往下說，”袁世凱止住了趙秉鈞，湖北局勢他了如指掌，“這事兒明明白白，要治他失職之罪。”
　　
　　“父親要治誰的罪？”袁克定一掀布門簾進來，笑道，“父親要辦段軍統(tǒng)，此時萬萬不可，湖北戰(zhàn)局不會影響和議大計，何必與小人爭一日之短長？真要辦了段軍統(tǒng)，不是讓天下人都知道咱們在湖北戰(zhàn)場輸給李瘋子？”
　　
　　“大公子說得有理?！壁w秉鈞也賠笑道，“何必與李瘋子爭一時之長短，這不是給李瘋子漲臉？――論理，一句話的事情，不可在哪里和他搗騰?！?br/>　　
　　“難道在湖北就不能辦他？”袁世凱聽了有些懊喪，一屁股坐回炕沿上說道，“看看＜人民日報＞鋪天蓋地的吹噓，咱們能任由李瘋子這樣氣焰囂張？”
　　
　　袁克定聽至此，也大動肝火，思量半晌方道：“父親，這事，洋人比咱們心急，漢口牽扯各國利益巨大，先看看洋人怎么著把。就在這風潮狂亂，不知局勢如何發(fā)展的時候，東郊民巷對段軍統(tǒng)已經失去信心，害怕漢口再次落入李瘋子手中，又無能為力的他們，派出倫敦太晤士報北京訪員、巴黎迭霸日報訪員、德國哥倫日報訪員，以非官方的名義來錫拉胡同晉見父親……”
　　
　　袁世凱又驚又喜，笑道，“方才智庵還說東郊民巷該有信使來，不想還真是有，這大的雪，倒難為他們摸黑走路。有請！快快有請！”
　　
　　湖北狂飆再起。
　　
　　各帝國主義國家之輿論，或示失望于清廷，或寄期望于袁世凱，而大率以揭出中國革命黨人之弱點，進言資本家以奪取對中國之控制，乘機漁利為主旨。
　　
　　通關海關總稅務司，奪取中國的關稅保管權，是帝國主義乘中國革命之機擴充利權的一個重要事件。
　　
　　武昌起義后，武昌革命當局并沒有馬上過問當?shù)睾ｊP的事。但是李想?yún)s以雷霆手段收復漢口租界，同時牢牢把持漢口海關。但是時間非常短暫，李想很快就被排擠出漢口，漢口租界、海關又回到洋人手里。
　　
　　第一個以正當手段，接觸海關問題并與海關當局發(fā)生交鋒的革命政權是湖南軍政府。它一成立即照會長沙關英籍稅務司偉克非要求接管海關。偉克非一面表示拒絕，一面向駐北京英籍海關代理總稅務司安格聯(lián)請示辦法。安格聯(lián)已經在籌劃海關應付革命的對策，10月15日他已指示漢口稅務司不要“讓稅款跑到革命黨的庫里”。
　　
　　23日他向清政府稅務處幫辦大臣胡惟德表示，應“采取某種方針確保關稅不致為革命黨用作軍費，并留供償還外債”。
　　
　　這就為他們處理已革命口岸的關稅規(guī)定了基本原則。偉克非根據(jù)這一原則，與湖南軍政府展開交涉。軍政府這時提出將關稅收入存貯于政府的大漢銀行，暫時凍結，軍政府及稅務司都不動用。這已從原來要接管海關的立場向后退了一步，但偉克非仍不接受。他聲稱革命政府的銀行靠不住，軍政府還沒有得到列強的承認。他暗示，如不聽他的話，海關工作人員將實行集體罷工。這期間，帝國主義各國的炮艦不斷在長沙江面出現(xiàn)，實際上起了對軍政府進行恫嚇的作用。
　　
　　在此情況下，湖南軍政府在11月初的短短幾天內節(jié)節(jié)退讓：第1步，同意稅款存貯于英匯豐銀行；第2步，同意以總稅務司的名義存貯；第3步，同意在總稅務司不擅行支取的條件下，自己也不去動用。
　　
　　這樣，就放棄了控制和使用長沙海關稅收之權，而把關稅保管權交給了總稅務司，而且它還同意岳州海關的稅收也照此處理。長沙關開了一個先例，安格聯(lián)等決定把這套辦法推廣到正在紛紛發(fā)生革命的其它通商口岸。
　　
　　特別是上海一轉向革命，英國公使朱爾典立即電令英駐滬總領事，規(guī)定“叛黨政府”不得觸動海關收入。
　　
　　在英國使領館官員與中國海關洋員互相協(xié)調、共同對付中國革命時，中國革命者卻缺乏統(tǒng)一，各自為政。各地革命當局對海關和關稅問題的態(tài)度各不相同，處理辦法也彼此歧異，但結果卻大致如一，在很短時間內，幾乎都步入了長沙的后轍。在廣州，粵海關英籍稅務司梅樂和還為總稅務司爭得了動支關稅之權。列強的做法使革命者不能使用關稅，因而得到了清政府的贊同。
　　
　　11月20日，清政府給朱爾典的照會中宣布：關于已爆發(fā)革命的各地的海關收入，已札飭海關總稅務司，應將其全部用于償付外債及庚子賠款。但帝國主義并不以奪取革命地區(qū)的關稅為滿足，它們要把全國的關稅一網打盡。11月19日，安格聯(lián)與朱爾典經過磋商后，照會清政府要求把包括已脫離清政府和仍由清政府控制的所有口岸的稅款全部置于總稅務司的管理之下，以備償付外債及賠款。清政府不敢違拗，11月27日表示同意。根據(jù)這一精神，安格聯(lián)很快定出4條辦法，一方面要將所有關稅一概交由各該關稅務司轉寄上海匯豐銀行，存于總稅務司帳下；另一方面要求各國公使選派“外國銀行委員會”商定各項外債償還的先后次序，以便總稅務可照順序按期付還。
　　
　　這4條辦法經清政府審核批準后，外務部于12月2日照會朱爾典轉交各國公使。
　　
　　各國公使就如何施行這些辦法向上海各有關的外國銀行總董征詢意見，各董事開會做出了6條決議，然后由各國公使分別報告請示本國政府。得到各國政府批準后，北京外交團開會對這6條決議和安格聯(lián)所擬4條辦法進行了討論并作出決定。